中國經濟可能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接近“L型拐點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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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日在澳門出席中國-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時表示，進入第三季度，中國經濟運行好于預期。
三天后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9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(CPI)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(PPI)印證了總理的說法。
特別是PPI，以同比上漲0.1%終結了連續54個月以來的下降態勢，2012年3月以來首度轉正。
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對記者表示，PPI轉正一方面是由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的成效初步顯現，另一方面是下半年一些大型項目落地帶動了需求的增長，促使經濟數據有了更為積極的好轉。
國家統計局計劃于后天(10月19日)公布今年前三季度經濟數據，目前多數機構預計前三季度經濟增速為6.7%，與二季度一致。一些經濟學家近期也在不同場合表示，中國全年達到6.5%以上的經濟增速完全可能。
供給側改革見效
PPI 54個月以來首度轉正其實早有征兆。
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在解讀9月份CPI、PPI數據時表示，今年以來，在穩增長、去產能、去庫存政策作用下，國內工業行業供需矛盾有所緩解，重點行業庫存、銷量均出現向好態勢，加之國際市場原油、鐵礦石、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行情有所好轉，國內工業品價格持續回升。
鋼鐵及煤炭去產能發揮的作用十分突出。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10月13日表示，截至9月底，鋼鐵、煤炭兩個行業退出產能均已完成全年目標任務量的80%以上。
在這樣的大背景下，相關企業的經營狀況大幅改善。以鋼鐵行業為例，鞍鋼股份(000898.SZ)2016年半年報顯示，受益于鋼材價格上漲，以及集團通過降低采購成本，降低生產成本，1~6月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3億元，同比增長93.55%；江西的方大萍鋼經過一年的降本攻堅，8月份的利稅總額達2.9億元，同比增長177.8%。
“供給側改革的成效已經逐漸顯現。”對記者表示，去產能、調結構、產業轉型都取得了一定效果，減少了無效供給，“需求端翹起來，也反映了市場對供給側改革的樂觀預期，市場對改革仍抱有很高的期望。”
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助理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，作為投資的領先指標，PPI持續改善并如期轉正，對于企業家的信心和投資動力都有很好的提振作用，同時表明投資有望觸底企穩。
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10月16日在“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”上表示，一旦可以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，就能夠創造就業，增加家庭收入，進而使得消費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，“在這種狀況下，我想實現‘十三五’規劃所提出的6.5%以上的增長，只要我們政策到位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”
不少經濟數據向好
顯示經濟向好的數據并不止于PPI.
與PPI同日公布的9月份CPI同比上漲1.9%，環比上漲0.7%。雖然同比漲幅已連續第4個月處于“1時代”，但比8月擴大0.6個百分點。
表示，受食品和能源價格企穩的影響，CPI結束了上季度的下行趨勢，開始回升。剔除食品和能源等供給主導的影響因素，今年核心CPI一直呈現波動向上的趨勢，9月環比上升0.1個百分點，是今年以來的次高點。作為消費的領先指標，說明消費已經企穩，并且消費升級對于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已經開始顯現。
國家統計局10月初公布的數據顯示，9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(PMI)較8月持平為50.4，制造業景氣保持平穩。官方制造業PMI在8月強勁反彈至榮枯線50以上之后，9月穩定在50.4。前三季度制造業月均PMI達50.2，高于二季度的50.1，且為近7個季度以來的峰值。
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表示，制造業生產和需求增長平穩，有階段性趨穩的跡象，高技術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。
鐵路部門的數據則顯示，今年9月23日~25日，全路連續3天裝車達到13萬車以上，創今年以來最高水平。根據交通部公布的數據，今年前三季度全社會貨運量增速回升，鐵路月度貨運量增速兩年多來首次由負轉正，高速公路貨運量增長加快，快遞業務量增速超過50%。
最近的就業數據也不錯。李克強10月11日在澳門透露，9月份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低于5%，為近年來首次。
李克強還表示，這些年，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頂住內外壓力，實現穩中有進、穩中提質，不是靠“大水漫灌”的強刺激，而是依靠改革開放、積極創新宏觀調控方式、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的結果。因此，中國經濟發展潛力、優勢、回旋余地廣闊，完全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長、邁向中高端水平。
積極數據之下，三季度經濟企穩概率越來越大。多位經濟學者及金融機構均預計，受財政政策、樓市熾熱及外部需求較預期好等支持，三季度GDP將維持在6.7%左右。渣打銀行發布的最新報告甚至預計，中國三季度GDP增長將由二季度的6.7%升至6.8%。
為企業去杠桿創造條件
在去產能取得不錯效果后，降杠桿或成下階段主要任務。
復旦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在“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”上表示，在威脅中國中長期增長前景的挑戰中，巨額的債務存量首當其沖。
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第一副總裁利普頓此前也對記者強調了其對于中企債務的擔憂：“中企債務約占GDP的145%(2010年不足100%)，顯著高于國際平均水平。”
同濟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、去年新晉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得主鐘寧樺近期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，我國國有銀行的放貸偏好或許是其背后主要的原因——在央行釋放流動性后，國有銀行為了規避風險，將資金源源不斷地貸給了大型、國有企業，以及外部融資約束最小的上市公司；反之，大部分企業并沒有受惠于當下的貨幣政策。
鐘寧樺表示，若要解決問題，必須果斷地在低效的地方去杠桿。為此，需要持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，“關停并轉”。
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10日表示，為了積極穩妥實現降杠桿的目標，貨幣政策將松緊適度，要更加精準地把握貨幣信貸調控力度和節奏。
關于降杠桿和債轉股會怎樣影響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，范一飛認為，在降杠桿過程中，由于企業兼并重組、實施市場化債轉股，包括銀行業加大不良資產處理力度等，這些都可能會減少存量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，出現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下降并低于預期的情況。
“我們也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，以更準確地反映總量和結構上的變化。”范一飛說，由于債務結構優化、存量資產盤活，會提高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、加快貨幣流通速度，實際上相對慢一些的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，也能夠滿足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。
李克強則在上述部長級會議上表示，我們面臨的杠桿率問題主要是非金融類企業杠桿率較高，這與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短、還不成熟，居民儲蓄傾向較強、居民儲蓄率達50%以上，以及以銀行為主的融資結構等密切相關。而且中國債務是以內債為主，外債占比小，觸發債務風險的可能性也較小。
李克強表示，中國貨幣政策是穩健的，流動性保持合理充裕。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撥備覆蓋率比較高，雖然不良資產有所上升，但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而且風險彌補和損失吸收能力較強。